北宋时期的政治制度特殊且政策变动频繁。因此也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主流思想风气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影响到宋代文学创作的多个方面。从文学创作的主体到文学创作的素材，以及文学创作的环境等。本文将从这多个方面对这些具体的影响进行简要的分析与论述。
一、 宽松的文化环境促使新儒学的产生与发展重构了文人精神
宋代的文化政策可谓是自秦以来几千年的中国大一统王朝中最为宽松的，几乎没有以行政手段亲自下场干预思想文化界的行为。一直处于最显著地位的儒道释三家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了发展并对文学创作产生影响。
佛教在经历唐末武宗灭佛与五代十国的战乱之后，到宋朝迎来了发展的又一个春天。首先，宋朝开国之初定下的减免赋税政策的受益者从地主士大夫阶层扩大到了僧尼，使得寺院经济得到发展。同时，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与稳定，宋代部分皇帝和宗室成员也会参与一些佛教相关事务以示支持。这一变动造成的影响就是从顶层的皇室宗亲到底层的农民与小市民的生活中都有着不少与佛教息息相关的元素。所以作为社会统治阶层的中坚力量与文学创作的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学创作中也处处可见佛教文化的内容。除了苏轼黄庭坚等文坛领袖的诗词文章作品里的佛禅思想以外；以佛印，释简长，释保暹等一系列僧人大量参与文学创作并流传了大量禅诗，丰富了宋代文坛的作品内容。
二、 独特的政治制度给文学创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丰富的素材
北宋立国之初便因政权建立模式以及合法性的问题有“重文轻武”的国策。除了以文官节制武将来保持政权稳定性以外，还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与多元化。上至皇帝下至市民，从皇家书库到勾栏瓦舍处处充斥着崇尚文学与文化事业的气息。另一方面，宋太祖立国之初也有“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的祖训。
纵观宋朝文人士大夫在朝堂的政治斗争，鲜有因斗争失败而丢掉性命，连因此被投入监狱和罢官的也很少见。因此，宋朝的文人士大夫不太需要担心因言获罪。而文人士大夫同时也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因此也就更加愿意畅所欲言，促进了这一时期文化创作的繁荣。像苏轼乌台诗案讽刺青苗法饿死人的行为，放在某些朝代就是“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罪名，绝不会容许其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并彻底在政治上将其打倒，且摧毁其作为文人最重视的名节。
同时，行伍出身的宋太祖担心同样的军事政变在自己的子孙身上重演，故定下了文官节制武将的政策，让儒家士大夫阶级更多的参与到了战争当中。代表人物是西北边塞的范仲淹和韩琦两位文人出身的军政长官，也留下了不少军旅边塞诗。文人士大夫阶层参与战争能为其提供更多的亲身经历的素材用以创作，故宋朝的对外战争虽不如汉唐般风光，但也留下了不少别有一番风味的反映军旅边塞生活的诗词作品。
三、 频繁的政治变革丰富了文学创作的类型
宋朝对士大夫阶层的厚待使得他们在政治舞台上的活跃度大大提升，也敢于有所作为。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变更给文学创作的种类提供更多选择。政治局势的变动伴随着的便是不同政治派别官员的升迁与贬谪。这就给了文学创作主体以不同的，多样化的仕途与人生经历来作为创作素材。
同时，宋朝的政治制度允许大量学者型官员进入权力中枢，往往这一类型的官员更能将宦海沉浮的人生经历创作成文学作品流传下来。但在宋朝崇尚文学的特殊的环境下使得其有机会更多的把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秦之李斯，拜相13年；唐之李林甫，拜相19年。二者皆属学者型官员，但所流传下来的作品大多是其未居高位或在野时创作的。而北宋朝9位皇帝共任命过91位宰相，流动性极强。以王安石为例，在其两度拜相，两度请辞的熙宁变法期间可以明显感觉到文学作品的风格里流露出心境的变化。熙宁元年越次入对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展现出的是在大展身手前的宏伟蓝图；熙宁三年驳斥司马光的《答司马谏议书》展现的是其锐意改革的决心；晚年隐居金陵所作的《渔家傲·灯火已收正月半》则流露了些许寂寥。
另外，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变动频繁，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局势的动荡。自熙宁以至靖康，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几度易位，忽而“变法”，忽而“改制”，忽而“更化”，忽而“绍述”，忽而“建中”，忽而又“崇法熙宁”。然而危机越来越重,终有靖康之覆。因此，除了反映文人境遇以外和市民阶层丰富的生活以外，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也在这一看似无“暴政”的朝代出现。
综上所述，在北宋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其独特的政治制度和频繁的政治变革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丰富了其文学创作素材，提升了其类别上的多样性，并提供了一个宽松的文化创作范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