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说，《村庄令》用白描的笔法追忆了大司村1960到1980年代农村生活的某些断面，以外婆为主要人物，涉及到一大群人，有名有姓的人物53个，重点描写的也有14人。作者通过人物的多样书写，试图再现那些过往岁月，表现苦难背后的人性温情和力量。这是一种文学感恩生活或者说回馈生活的尝试，如作者所言，是一部“致敬”与“感恩”之书。
《村庄令》语言朴素、干净。这是作者的美学趣味，要读给大司村人听，让他们能懂，即使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能懂。历史上，白居易这么做过。不知道魏振强是不是从白居易身上受到了启发，但据说大司村的老百姓很喜欢。
《村庄令》有两个空间，一个是大司村，一个是“我老家”(大庄村）。随着“我”的叙述，空间不断变幻，仿佛戏剧舞台的追光，增加了阅读的乐趣和思考的空间韵味。“我”小时候想家，是外婆的好和大司村小伙伴的情留住了我。外婆的好是真好，超出想象，《夕阳下山岗》《熬糖稀》《恨与痛》《筷子戳戳》《我的村小》《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场霜》等篇，写了外婆给我撑伞、熬糖、买水笔、治病、买的确良衣服等，情景特别，十分感人。小伙伴的情是真情，菊英、小铁头、六三子、小皮实、矮胯子等放牛、捉鱼、爬树、偷果、看书、写字、打架……，“我”时时处在大家的保护之中。因为作者的生活积淀十分厚实，所以文中的每一处描写都扎实，不蹈空，薄薄的书于是便有了沉甸甸的感觉。从大司村到大庄村，沿途有一路风景，更有空间的来回转换，叙述的厚度和力量由此增强。
作为非虚构作品，《村庄令》没有鲁迅《故乡》的冷峻批判，没有沈从文《边城》的诗意唯美，也没有赵树理《三里湾》的革命乐观主义，它只是静静地阐释。从阐释学哲学来看，作者是充满阐释欲望的此在，魏振强所要阐释的是四五十年前的民间历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作者显然不喜欢过于宏大的历史叙事，而只埋首于历史的小切口、小片段，带有强烈个人情感记忆的“大司村”自然而然就成为这样的历史标本。当然，他并不是单纯地回忆历史，而是在自己的视域融合（哲学、美学、伦理、生活积淀等）中创作历史。尽管他在后记里申明，不虚构、不夸张、不矫情是他的叙述原则，但很显然这种历史事实的叙述，亦是对历史的一种主观阐释。
这种主观阐释的特点在于：一、历史的。作者十分注意把握叙述分寸，对真实的人和事，尽量冷峻客观，还原本相。由此，“大司村”成为一个标本，类似于陶行知之晓庄，费孝通之江村。当然，他在阐释历史时，又显出无奈与无力。二、人性的。其实在几十年里，大司村的事多如牛毛，只怕说不尽，作者是有选择的，只说苦难与人性闪光处。在苦难里，看到人的尊严人的忍耐人的温暖人的善良。人性有善恶，但作者更多看到的是人性的光辉。这成为《村庄令》的温暖底色。三、探究的。有许多事，由于当时不明真相（当时是几岁的孩童），现在带着人情练达探究的眼光，去寻找事情的真相原委。这种回溯的视角，让作品有灵动气，也使作品更有嚼劲。当然，作者的探究基本是文学的人性的情感的，不是学术的思辨的。四、感恩的。归根结底，《村庄令》是礼赞劳动人民的。作者在后记里说，“善和光明，是孤苦的外婆和那座贫瘠的村庄赐予我一生的财富”。正因为如此，作者本着感恩的心，用大量笔墨书写乡亲们的善良互助和人心温暖。
总之，作者以这种历史的、人性的、探究的、感恩的主观阐释，创造了一个个别性与一般性相统一的“大司村”，一个有苦难更有人性闪光的村庄。这也再次启示我们，散文一定要贴近人生，观照人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