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池州市高层次人才国情研修班，按过往学习的惯例，都会有一两门“听天书”的课程，更何况这次是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上“量子物理和量子科技”课时，我带上了同城文友江凌先生新出炉的长篇小说《尘缘夕歌》，并选择了最后一排座位，想着“干点私活”。岂料，有一耳没一耳地突然听到石名俊教授讲起了文学。高深科技的量子怎么“拐”进了文学呢？我的口味被猛地吊了上来。
石教授是在向大家科普量子的“表象”时，引用了《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的一个情节：幻形怪通过纳威“表象”为斯内普教授、通过罗恩“表象”为大蜘蛛、通过哈利“表象”为摄魂怪……而讲到“表象综合”时，教授又借用了德国作家鲁多尔夫·洛克尔的《六人》，书中来自不同名著中的人物浮士德、董·绶、哈姆雷特、堂·吉诃德、麦达尔都斯和冯·阿夫特尔丁根将走向何方？“六条路通到斯芬克斯的像前，这六条路从遥远的地方来，引到同一个目的地。”这样的借用让量子表象解构与文学创作虚构有了联系：六个名著中的人物，在“斯芬克斯的像前” 经过鲁多尔夫·洛克尔的重新“表象”，得到了与之前完全不同的形象与“真实”。
在石教授讲到量子态时，我眼中的量子小球穿行在不同的作家和作品中，那种感觉令我兴奋。到了提问阶段，我顺着教授的“文学工具”去理解量子，其实我是想让教授更深入地用量子来解构文学，果然我的理解得到了“肯定”，教授的回答也开阔了我的文学新视野。我与教授加了微信，成了跨界朋友。
此时，我忆起十多年前在鲁迅文学院读第十四届高研班时，江苏作家黄孝阳提出过“量子文学”的概念，我和很多同学不以为然，认为他是在拉大旗作虎皮，我甚至还听到“他在搞玄学”的议论。好在他低调，不多说也不争论，但他在后来的创作生涯中依赖于这个概念的支撑与指导，生产出一批有分量的作品。我心想，一定要找时间与他专门聊聊“量子文学”。至于这场永远错失的讨论，那是后话。
量子态，是量子理论中的数学形式。由此，我“定义”：文学态，是文学实践的意会形式。它像量子态一样，不是文学现象，而是一种个体或由个体上升为共体的感悟。我现买现卖地以这个标准来探讨文学时，江凌先生和他的长篇小说《尘缘夕歌》成了第一“试验品”。
江凌先生是位有“文学态”的作家。
结识江凌先生，是因为他来结识我。我的文学成长主要在军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才是近几年的事，尽管回的是老家，但知我其名不知我其人的不少。一天，我正在上班，同室的副主任引见了一位行政执法局局长。他一脸憨厚，说着“很想来拜见大师”时，听不出一丝的虚假，既没有“官气”，更没有“硬气”。他给我上烟的动作有些拙，很明显，他也不会抽烟。他坐定下来，从我的几部长篇打开话题，可见他是有备而来。当下，能静下心来读同一位作家的几部长篇是一件值得敬佩的事。当他说到他完成了一部长篇正在修改时，我很高兴，在我们这个不大的皖南小城里，写长篇的人实在太少。刚回来时，我有孤军奋战之感。有了他，便可“二人成行”，很快也会“三人成伍”，直到军团作战。与他接触才一会儿，便喜欢上了他，无意中有了像给长兄“汇报”的曼妙温情。
我们开始谈文学、谈长篇。这是我回到池州第一次公开地谈论所谓的我的“长篇小说创作论”。其一是“先决条件论”，每部长篇首先必须夯实文化底色，其次在厚实的文化底上设计恰如其分的架构，再在架设的结构中塑造与之相宜的典型人物，最后用一种最准确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以达到“小说，是病态社会里，人的本性在最复杂、最顽强、最彻底抗争中的健康呈现”（作者语）的目的与高度。其二是长篇小说的篇幅，无论是明线还是暗线时间不得少于20年，人物不得少于20个。其中，主要人物在过往的长篇小说中至少有两个不曾出现；小说的重要情节指向或发挥的作用不得单一，至少要有两个以上……我认为这都是我的经验之谈。感谢他的真诚与倾听，让我能够畅所欲言。真诚是品行，倾听则是一种修行，尤其是同行之间。
很快，更令我感动并忐忑的是，江凌先生“严格”地按照我的所谓“理论”，当晚便在长篇的修改中一一施行。待两个多月后再见时，他将厚厚一叠“二稿”给了我。我放下手上所写的长篇，花了一周时间看完并约见了他。我还是“吧吧”地说了一通，不过这回说的全是这部作品。他依然那般真诚地倾听。之后，完全在意料之中，我看到了“三稿”。这是我见到的最能吃苦的作者之一，他左手执法、右手文学，亦法亦文的严肃与认真和亦文亦法的温情与浪漫，在他身上相互独立又完美统一。
回到文本，《尘缘夕歌》是一部有“文学态”的作品。
《尘缘夕歌》中的文学“量子小球”，尽管像量子态中的量子小球一样已经无法恢复“叠加”前的个体与形状，但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它们进入作品之前曾经N次通过“作家”这一“表象”的路径与效果。江凌先生成功地选择了他生长于长江之北、工作于长江之南的沿江特殊的人文风情，传承了中国几近成熟的宗族的叙事经验，撷取了来自“本村”般的主人公桂姑等系列熟悉人物……与其说，这些文学“量子小球”，是这部长篇的第一次“叠加”，不如说是作家在作品文学准备之前的无数次自我“叠加”后的一次集中亮相——需要胆识，也需要实力。有了江凌先生“表象”之后的文学“量子小球”，才归属于《尘缘夕歌》，或者可以称《尘缘夕歌》的“量子小球”，也可以说只有此时，《尘缘夕歌》的“量子小球”才能真正地开始于它的文学“表象”之旅。
如果把每一次“表象”理解成一扇门的话，文学的“量子小球”与物理的量子小球比，要复杂得多。物理的量子小球很多时候是进一道门“表象”出一种量子态，而文学的“量子小球” 严格地从创作意义来讲只有一道门，而这道门是由有很多门组成的厚实、复杂的“综合门”。《尘缘夕歌》的时间“表象”是自中华民国至新中国改革开放的宏大纵轴，它的文学“量子小球”，不仅要历时往返于60余年的苦难与辉煌、民族与个体、生命与命运之中，而且在中华文明的前提下着色于沿江地域文化的鲜明与个性。同时，还需要“二次表象”的，既有“得体”于《尘缘夕歌》架构的“桂家大屋”和“如意堂”，又有形象与特质独有的“桂姑”和与“桂姑”人生与命运紧扣一起的威悦、彭荣先，以及高九霄、彭诚诚……他们需要“表象”成这个国家与民族以及那个社会形态之下的生旦净末丑各类型角色。
还有一道“叙事之门”。江凌先生在《尘缘夕歌》中传统地选用了章回体，“表象”出了他们江北枞阳多出说书之人，读来像听、听来像乐，如大江之宽，又若江水之绵。
如此之多的“表象”框定了江凌先生文学“量子小球”的前行与涅槃——“限制，是天才的磨刀石。”（张继刚语）。它们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尘缘夕歌》的“文学态”使命了吗？答案是肯定的。它像《六人》之中的六位人物一样，不同的“人生之路”因为有了“斯芬克斯的像”之门，“表象”出了同一条之路——《六人》的“文学态”。当然，这是作家的一种希望。
作为读者，如果我是第七个人，可能通过“斯芬克斯的像”之后，只要有了“同一条之路”，我未必选择同行，也未必选择行走，完全可以飞行，如此这般，我的《六人》“文学态”可能是另一种态。另外一种“文学态”，是人人都有的。对于《尘缘夕歌》，便是读者“表象”之事的意会。
我有理由，也有信心，《尘缘夕歌》会印证“一百个受众，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的读者“文学态”。要知道，哪怕它是一千个或者更多，但它们都叫“哈姆雷特”，不叫其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超越于量子物理的，因为它在解构中还裹挟有经典物理本质上的另一种“综合”。因此一部优秀的作品，“文学态”可以多向、多层、多维，但它都统领在一定的“态势”之中——《尘缘夕歌》做到了，它始终“叠加”在属于自己的“文学态”范畴之中，不偏不倚。
权为序。以贺江凌先生，以贺《尘缘夕歌》，以贺广大读者！
（阮德胜，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小说学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解放军艺术学院艺术硕士，现任池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
